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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关 又一个较为焦灼的年到了，因为疫情，好多人还是无法顺利回家团聚，暂且称之为今年过年的一“关”。年关一词，近些年已经很少提起。原来称年为“关”，是因为物质生活的极度贫瘠；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，年已经不能算作“关”了，所以鲜有人再提及。像我这个年龄的大部分农村人，都听过或看过以《白毛女》为代表的凄惨除夕的情景：“旧历除夕，杨白劳终因无力偿还重利，被黄世仁威逼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画押。杨白劳痛不欲生，回家后饮盐卤自尽。”对于杨白劳和相依为命的喜儿来说，这个“年关”已经不是简单地过不起年了，而是人生一大关了。好在这部戏还有两个点值得人们为之确幸，一是如此境遇的生活下，杨白劳还不忘给喜儿扯上二尺红头绳，父女情深可见一斑；二是最终喜儿和大春的终成家庭。《白毛女》描绘了建国前一个有代表性的年关场景，无关现在。只是年关这个词让我想起了这部戏而已。一我的小时候，已经是四十年前了。每逢过年，无非是想放放鞭炮；除夕夜打个灯笼，在自己家和爷爷、叔叔大爷家之间来往穿梭。那时候放鞭炮，没钱买，怎么办？当然是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（毛泽东于1939年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）。“擀鞭”，就是做鞭炮，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。临到过年，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还是擀鞭的过程。擀鞭的设备是木质的，主要分为两大部分，放到地上的凳子和板凳差不多，比板凳高、短；另一部分是倒“丁”字形状的，用铁丝吊在屋里的一个檩条上，垂下来落在凳子的上方，中间的些许空间决定鞭炮的粗细、大小。用旧的报纸或书纸，裁成想做鞭炮的大小，缠在一根粗铁丝上放到凳子中间，然后用倒“丁”字型木质工具往前一擀，用胶水粘住纸卷，鞭炮的筒子就做好了。再就是用泥巴堵住一头，中间充上鞭药，另一头挤上芯子，一个鞭炮就做成了。最后把一个个鞭炮用编辫子的方法编在一起，根据需要编成数量不等的挂鞭就可以挂起来放了；当然，需要出售的话，还要用纸包起来，便于存放和运输。就这么简单的设备，当时村上也就一两户人家有，用它做的鞭炮，大部分还是要拿到鞭市上去卖的。鞭市，一般是腊月廿以后，临年靠近出现在各大集市上专门用来卖鞭炮的一片集中开阔地。现在已经记不清鞭市消失的年份了。在鞭市上卖鞭的既是鞭炮的制作者，又是经销者。买的、卖的都聚集在这里，人山人海。卖鞭炮的，为体现自家的质量好，各家各户一边放一边卖，嘴里还大声吆喝着，甚至声嘶力竭。他们放的鞭炮可不是小的，都是选大的放，小的根本听不见，所以一家比一家放的大，一家比一家放的响。为了吸引买者，有的甚至把一挂鞭拿在手里，点燃药引后，一手捂着耳朵，另一只手举着，侧身来放，显示卖者的勇敢。买鞭炮的，听到哪家的响，人群会跟着动静一窝蜂似地往那里拥。然后，疯狂地抢购，怕是慢了会买不到。鞭市很热闹，更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年味。但当时买鞭炮，一家也就舍得买上两三挂，年三十晚上、初一中午和初二上坟的时候放放，其他时候小孩子是没得放的。因为过年，家里还要买上二斤肉用来包饺子，还要准备走亲或来客人吃的、用的，那时几乎没有积蓄的农村家庭，过年确是一关。二当人们腰包渐鼓，有了钱以后，其思想和行为会随之发生变化，过年的方式当然也会变化，还是拿放鞭炮来说。以前是没钱买鞭炮过年，后来是过年买鞭炮成为一种“竞赛”，这话说来也得是近20年前开始的。年三十晚上和初一中午各一顿饺子，也就两挂鞭的事儿，放完就可以吃饺子了。让放鞭炮成为一种“竞赛”，是年初二一早上坟的时候，基本是发生于同一家族之间。虽是同根同祖，但随着时代更迭，本是一个祖坟的同一家族，越来越多故去的人也会逐渐另立坟头，成为家族分支的另一处祖坟。到了初二该上坟了，各个家族分支的子孙们，有的推着小推车，有的手搬肩抗，还有的开着着“三马子”拉着改良后的鞭炮——开天雷；到后来有了私家车之后，也有的直接把开天雷装满或大或小的车辆，一直开到老祖宗的面前。上坟当然是先烧纸，除了自家祖上坟前多放些纸钱外，其他不知是哪位先祖的坟前也分别放上一张，算是过年的“见面礼”。纸钱烧起来后，下面就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了。当一家的开天雷放起来后，窜得高，响声脆，便会引来人们、或羡慕、或嫉妒的赞美声；当有的开天雷窜得没那么高，也没那么响，甚至出现了哑炮，人们便会哄堂大笑，嗤之以鼻地说：“这是嘛玩意儿啊！”这种你追我赶地争相在老祖宗面前表现的场景，直到2019年因环境保护的原因，被政府叫停，且现在已经是全境全时段禁止燃放烟火爆竹了。像这样的“竞赛”，持续了十多年的时间。其来由应该是人们走出家门，脱离开“庄稼地”后，通过在外务工经商开始挣了钱，也或许是在外见识过经济较发达地方人们放鞭炮的方式，逐渐“引进”到了当地。就是这种上坟放鞭炮的方式，看似热闹，给老祖宗增脸，其实对于当时的大部分家庭来说，还是带来了一定的压力。就连年轻人的父辈们，每到年底就交代给自己的儿孙，上坟的时候能多买一点儿开天雷就多买点儿，别让人小瞧了。当然也有的父辈深明大义，理解子孙的日子并不宽裕，就嘱咐适可而止，上坟有个意思就行了。但是无论父辈们怎么说，当儿孙的也不想落到哪家后面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。每年买鞭炮的钱也越花越多，就像中国当时的经济增速，每年以一定的百分率在上涨。这无疑又是过年的一个关口，不仅经济上的，还有精神和面子上的。感谢现在的环保政策，让大部分人们度过了这一“关”。三现在农村的男孩子找对象不容易，原因也不全归于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性别比失调，这应该还有社会进步的因素在里面。比如男女平等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可和重视，农村女孩子不再甘心婚后常年在家看孩子做饭，等自己的男人挣钱养活自己。她们需要工作，需要和男孩子一样走南闯北。当她们步入城市，自然会被城市的环境所吸引。虽然干的工作也会很累，但累的同时她们能感受到农村没有的设施、环境和自由。再就是现在农村家长对女孩子的教育比对男孩子的期望值更高，希望她们能够上个好学，将来有一个体面的工作。这些女孩子进入城市务工或上学后，有的不再返乡，无疑给农村男孩子找对象带来了一定的困难。即便是这样，但每个男孩子总还是能够找到自己的意中人。当男女双方经人介绍或自己谈，处过一段时间后，一般是要带对方到自己家见见父母的。尤其是到过年的时候，男方总是要邀请女方来家里过年的。这几年听闻的少了，前些年大概是农村的一个惯例，且形成了规则。临到年底，男方家长就会督促自己的孩子，带上礼物到女方家，和女孩儿本人还有她们的父母商量来家过年事宜。不要小看未过门的儿媳妇来家过年这个事儿，对于男方家长来说简直是“大考”。一来要准备给女孩儿的见面礼；二来要招呼亲门近支的婶子大娘、七大姑八大姨们到家来，还要摆上几桌。女孩儿一般腊月二十八九来，初二三回。就这几天，男孩父母尤其是准婆婆，累的腰酸背痛不说，生怕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“得罪”了准儿媳和她的父母。给个脸色看看是好的；有的因为来过年，还真有散伙的。这一“关”，着实让男方家提心吊胆。四新冠疫情的不期而至，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。全国上下常态化的防控，已经能够较为迅速地遏止疫情的扩散和传播，并能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发生疫情地区的生产生活。这种局面的得来，得益于中国式的疫情防控，无可厚非。给人们带来生命健康保障的同时，也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出行自由，尤其是到了过年，那些因为疫情回不了家的人们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浮躁的。尤其是那些把孩子留给老人，夫妻二人在外务工的，有的每年也就过年能和父母、孩子见上一面。真的回不了家，心里的思念和委屈可想而知。对于全国一盘棋的疫情防控，一个家庭的不能团聚实在是不足挂齿。但对于一个家庭来说，能够团聚，就是他们过年的全部。事不过三，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如此，也应该符合自然规律的演变。就像伏羲发明的卦象，只有三爻组成，即便周文王发展为六爻，也是分内爻和外爻，还是三爻而已。疫情这一关，终归会伴随虎年的到来，烟消云散的。今年的春暖花开，应该是真的春暖花开了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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